2012中国经济在减速中再平衡

和2009年引领全球经济实现V形反弹相比,中国经济在2012年似乎风光不再。随着三季度增速下滑至7.4%,全年增长在新世纪中首度「破八」已成定局;市场对政策放松的预期却一再落空。对此,我们非但不忧心忡忡,反而甚觉欣慰。

第一,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已经从过去的10%,下降至7%至8%。2012年经济减速超过预期,但劳动力市场相对平稳,彰显结构性放缓已经到来。政府今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了经济不平衡的进一步恶化,亦是顺应民意。这有助于挤出经济中的泡沫和过剩,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进一步调整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关系积累了经验。

政策滞后及政策瘫痪观点有误

第二,虽然下一步改革的步伐和方向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已经悄然发生了。特别是内部失衡,在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导下似乎也在改善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增长与就业、收入分配、消费启动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在2012年日渐显现。同时,人行推动的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财政部增值税资源税改革,服务业发展和产业向内陆转移等,将有助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

今年以来,经济形势严峻,企业利润骤减,但政策放松力度却始终弱过(资本)市场预期。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政策滞后」(far behind the curve)。我们却认为,主要政府部门其实早在一年前已有共识:在保持就业和稳定的前提下,宏观调控要提高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空间。

这一轮经济减速和新的增长动能缺失,反映更多的是结构性而不只是周期性的调整。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已降至7%至8%。政府把增长目标降至7%,应是有出于相关的考虑。

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这反映了换届前中国陷入「政策瘫痪」状态。我们认为,政府各部门有选择地采取谨慎的政策取向,恰恰反映出他们相比2008至09年更趋理性和市场化的管理思路。人行在警惕通胀风险控制房价反弹的目标下,严把流动性的闸门;银监会为应对银行坏账和系统性风险在经济减速中增加,要求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减旧控新;财政部则在大量地方债、隐性或有债务和刚性支出上升,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的约束下看紧了钱袋子。

政府有所不为值得肯定

一直以来,政府被批评控制大量资源,过多干预微观经济运行。在保增长、调结构和控通胀的权衡中,调结构也总是被牺牲的目标。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其实在2006年已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过度投资、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等。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在2008至09年大规模财政信贷刺激后变得更严重,泛滥的流动性更加剧了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中央政府今年的少作为,不论多少是有意、多少是形势,都应该给予肯定。

不过,不可回避的是,2012年的中国在增长放缓结构转型的阵痛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社会政治经济矛盾亦日渐表面化。

高房价、高物价、高教育医疗费用,成为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之重;社会各阶层对体制、利益集团、公平竞争等多有微词;国企做大做强和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中小企业举步维艰;民间资本投资无门,沉「税」的中国,居民储蓄长期负利率,引来关于「中国模式」、「国进民退,国富民穷」争辩不断。

推迟改革提高增长潜力

今年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增长乏力,信心低迷,但矛盾突出,显示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投资者对体制缺乏信心,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资本外流,海外移民等日渐普遍;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贫富分化及缺乏创新的风险在上升;网络和微博给公众提供了表达要求和监督权力的平台,对讯息公开、政务透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都反映出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改革不进则退。进一步深化金融、财税和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已是共识,这包括利率进一步市场化,打破国企垄断,引入竞争,给民营经济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推进司法独立和公正,以及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权力。国务院在8月宣布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是个好的开始,年底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值得期待。

目前各界对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以及政府的决心和执行力存在不同判断,也由此产生对中国的未来悲观(似乎比较普遍)、谨慎乐观和乐观三种不同看法。

新一届领导人是否能以较小的代价和各利益集团达成共识,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需要相当的智慧、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即将召开的大会,和明年三中全会是备受关注的时间窗口。

经济结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经济再平衡是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发掘新的增长动力的一个关键。这要求增长方式从依赖出口及投资,转向以内需和消费为主转变,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和重工业向服务业为主转变。对此,我们维持相对乐观的看法。已有研究(包括有我们参与的)发现,最近数年消费占GDP之比已经开始逐步回升。

我们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和市场化改革引发激励机制的改变,已经在推动着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人口增速的放缓,虽然导致招工难,但也带来了工资率的快速上涨。随着新增就业人口的减少,劳动者在国民经济分配中议价能力增强,工资收入将持续上升。

研究证明,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决定性因素。随着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80后加入消费大军,中国消费不足的状况可望进一步改善。生产要素(特别是利率和资源价格)的进一步市场化,以及收入分配改革是另一重要推动力,这里就不再展开。

今年以来,似乎已有更多的迹象显示结构调整和再平衡已在悄然进行。

结构调整的四项观察

观察一:虽然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但就业形势总体比较稳定,城乡居民收入亦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8%和12.3%,超过GDP。「十一」黄金周,有一半中国人、即约7.4亿人次通过公路铁路民航等出行,显示巨大消费潜力。

观察二:中西部地区工业和投资增速持续快于东部沿海地区。2008至09年大规模基建投资,为产业链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和当地商业、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同时创造了更多在当地就业的机会。农民工在东部沿海工作的比重,已由2008年全国的71%,下降至2011年的43%。

观察三:虽然工业增速大幅回落,但服务业发展较快且空间广阔,这从外商直接投资亦可见端倪。2011年,服务业FDI首超制造业;今年首三季度FDI整体同比下降,但对服务领域的投资或保持稳定(批发零售业)或快速增加(金融和医疗护理业)。

观察四:由于宏观政策维持谨慎,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意识到,利用经济下行的倒逼机制,加快转型和结构调整才是出路。今年传统产业增速回落较大,但新兴产业增速在加快。首三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11.7%,比平均快近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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